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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監督的條件分析和路徑選擇

 

藍獻華

 

唯物主義認為:任何事物都有因果關系。佛教認為:只有種下“因”,才能收獲相應的“果”。民主監督也是如此,只有滿足一定的條件,民主監督才能進行,只有外部環境優化,民主監督才能有效。民主監督是目前政協工作中最薄弱的環節,其中一定有深層次的原因,需要我們作深入的分析。

民主監督無論何種形式,理論上是可以抽象的,但操作中一定是具體的。換句話說,在民主監督中,無論是監督方還是被監督方,那怕是團體與團體的監督,都要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。離開了對人性、人的心理、人的利益的分析,要深入研究民主監督是不可能的。

一、民主監督中被監督者的心理分析

人首先是自然人,然后才是社會人。作為自然人,人就逃脫不了人本性的束縛。心理學告訴我們:人有天然保護自身自尊、權威、價值觀的本能。監督最重要的形式是批評,批評中一定含有否定,否定就會傷害被監督者的自尊,削弱被監督者的權威,甚至難免會顛覆被監督者的價值觀,這就造成了監督與人性的沖突、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矛盾。由此推及,人是本能地反批評、反監督、反束縛的。人人都希望這樣:對別人加強監督,對自己增大自由。要求一個人要自覺接受監督,這不符合人性,沒有普遍意義。接受監督,是人權衡各種利弊之后無奈的選擇,肯定不是愉快的選擇。任何民主監督的制度設計,若不是建立在“人性”的基石上,就如高樓建在沙灘上,是支撐不了多久的,終將是要倒塌的,民主監督肯定是一陣風而過。

歷史已經證明了這個事實。1957年,毛主席發動黨外人士,加強對黨內同志的監督,幫助共產黨整風。毛主席是位有理想的人,當他發現黨內的一些同志,居功自傲,喪失理想,生活腐化,就想借用黨外的力量,通過加強體外監督,促進黨風改進,從而保持黨的優良傳統。從眾多的史料看,毛主席發動這場運動,是誠心的,起初并非是陽謀。可當監督大規模開展后,監督的方向,從對黨內個體轉向了對黨的集體,毛主席作為黨的最高領袖,自然也就變成了對他的監督,這就觸及到人性的痛處了,“事情正在發生變化”了,從此就有了“陽謀”,整風運動就變成了反右派運動。這個事例告訴我們,人都不是圣人,任何人要自覺地、無條件地接受監督是不可能的,只要有“能力”,就一定會對“監督”進行反擊。這是人性決定的,是無奈的。

在一些國家,民主監督的力度很大,被監督者不太敢回擊監督者,這并不是被監督者的人性有什么不同(同樣是受傷的),也不是特別有慈心,而是受到規則的束縛,沒有反擊的“能力”(控制的資源有限),或者反擊后會遭到懲罰,會喪失更大的利益,只能無奈地接受監督。

從人性的角度分析,監督是要強迫接受的,自覺接受監督是空談。所以,有效的制度必須建立在真實的人性上,那種依賴“自覺”的民主監督,終將是個肥皂泡。

二、民主監督中監督者的心理分析

監督者首先也是一個自然人,自然人是本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。同時,監督人也是理性人,同樣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。假如監督者在監督的過程中,只有喪失利益而不能獲得利益,那么監督的行為就必定會停止。為什么1957年會成為民主監督的一個轉折點,因為反右派事件讓人明白,監督會讓你失去生存資源甚至生命,是一件很不合算的事情,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所以,后來人再也不愿干了,民主監督終于產生了“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繩”的效應。

美國是一個監督比較嚴厲的國家,為什么會是這樣?我們只要重翻歷史就可知道,美國的監督制度是一批思想家設計的,是體制外的人設計的,是站在監督者的立場來設計的。有些國家也有嚴厲的監督制度,也是幾百年監督者與被監督者搏弈的結果。所以,建立一個良性的、有效的民主監督制度是非常困難的。西方國家的民眾,熱衷于監督,首先在于保護自身的權益,或者通過批評監督,削弱對方的權威,從而獲得輪流執政的機會。可見,沒有利益的激勵機制,無論是個體還是團體,民主監督都不可能積極參與。當前,政協要加強民主監督,明智的做法,應該在邊緣上做文章,在技術做文章,點點突破,最后達成制度上的變革。

當然,在歷朝歷代,也會出現一些不顧一切的監督者。我分析主要有兩種人:第一種,社會責任感特別強、有留名千史強烈愿望的人,比如象張志新。英國經濟學家亞當·斯密說過:人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,一是利益,一是愿望。強烈的愿望會促使一個人去做失利的事,這樣的人的確是很高尚的,但為數是不會多的,我們不可能通過號召就能冒出眾多的這類“英雄”。第二種,是性格或心理有缺陷的人,比如象海瑞。這類人,往往有“執著”的特點,不對自身的利益作認真的算計,長年上訪者有許多就是如此。這些都是特殊的情況,是不值得倡導的,更不必把他們樹為榜樣,倡導學習也沒有用,因為它不是加強民主監督可選擇的路徑。

三、搞好政協民主監督的路徑選擇

民主監督是個兩難的選擇。監督不力就會腐敗成風,社會治理效率下降,執政的合法性受到質疑,政權就不穩定;反過來,若監督力度過強,就會過多暴露決策失誤,揭開歷史的傷疤,降低執政黨的權威,這對保持社會穩定也是不利的。這有點象化療,藥力不重治不了病,藥力太重會治死人。日前我們政體的“體格”還不很健壯,其肌體是經不起力度太大的監督。看來,就中國的現狀而言,民主監督是一定要做的,問題是怎么做,做到怎樣的程度,是需要認真評估和把握的。

民主監督有宏觀制度層面和微觀技術層面兩個方面。沒有制度層面的創新,民主監督等于沒有實質性地加強,但創新強度太大,又與體制不相容。正如手術太大,就會傷害身體。因此,在宏觀領域,要從小到大,先嘗試探索,成熟后再推廣,然后用制度把它固定下來。我認為,政協的民主監督有兩項可在“點”上試驗。第一項:質詢制度。可先在常委會上試行。其做法是,在常委會上,對政府某部門的某問題,委員首先提出質詢,如有關制度為什么這樣制定?資源為什么這樣分配?為什么會發生如此的結果?請部門領導直接回答,然后在互動問答中弄清問題,從而起到監督的作用。質詢起初可關起門來做,暫不對外報道,以防止削弱部門的權威。據說,廣東省有這方面的試驗,可以借鑒學習。第二項:辯論制度。也可在常委會上試行。其做法是,在常委會上,就政府將要出臺的重要制度,將要上的重大工程,以及發展戰略等,在黨委政府還沒決策之前,委員展開正反意見的辯論,黨委政府相關領導現場旁聽,吸取各方意見。同樣,辯論內容暫不對外宣傳,不搞大民主,這樣意見相對集中,有利于決策者決擇,也能保證社會穩定。這項制度,上世紀五十年代是有的,或者是有過這種動議,可以請相關人員研究,列出操作程序,進行試驗。假如這兩項制度能建立起來,政協的民主監督就增加了實實在在的載體,民主監督制度就有了推進。同時,這兩項制度還不至于削弱執政者的威權,執政方也是可以接受的。這是一個不錯的妥協方案,在當下應該有現實意義。

批評是民主監督的最主要方式。要推進政協民主監督,保障委員的批評權,保障委員不遭受被監督者借用公權泄私憤,保障委員不因監督而遭受利益的損害,是推進政協民主監督的前提條件。政協要促進人大建立相關的法規,嚴厲懲治打擊報復者,這樣才能營造民主監督的良好氛圍,民主監督工作才能充分開展起來。政協應該成為委員的“家長”,為委員的維權擔當責任。對于民主監督不要“只號召不擔責”,要極力維護委員的批評權(多鼓勵表達,少評說對錯),充分保障委員的“安全”,否則,委員不會有民主監督的積極性,加強民主監督就會落空。

雖然改進民主監督的一些技術,對促進民主監督的功效是有限的,但做比不做要好。技術的改進,不要與“人性”對抗,不要與現實體制沖撞。要在現有的框架下,把民主監督工作做得更智慧、更巧妙、更有效。比如:公開性的民主監督,可先前與被監督者溝通,先鼓勵后批評,喚起被監督者“開明”“大度”等人性的光明面,給他們足夠的心理準備,不讓他們感到唐突,通過“人情”的潤滑以減少摩擦,以免被監督者“人性”陰暗面的發作,避免民主監督成為僵局。對“虛心”接受監督的被監督者,要給予宣傳鼓勵,提高他們的美譽度,增大執政者接受監督的意愿,從而減少民主監督的障礙,創造出更好的民主監督環境。

藍獻華  民進麗水市委委員,市政協常委,市政協科教文衛體委主任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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